近日，yl6809永利副院长王磊教授、李子明老师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张章在《Cities》123卷发表论文《City profile: Wuhan 2004–2020》，《Cities》为SSCI收录的一区期刊，为城市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期刊。现将该文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一、摘要

　　武汉，这座处于中国内陆中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在过去16年中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再崛起和全面转型。由于武汉的城市治理模式适应了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变化，因此引领了区域增长和发展。我们采用统计分析、空间地理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参与式观察和街头问卷调研等方法，在“有机组合”框架下剖析武汉的发展历程：在政治结构的调整、促进增长型的发展战略、宜居性的提高和危机的缓解过程中，各种资源被妥善利用，从而有利于武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时间、空间和制度等维度的交叉点揭示了城市“强治理”的内涵。

       二、讨论和总结

　　武汉这16年的复兴史并不全仰赖“城市企业家主义”，它的发展转型也不是简单地与全球化下国家战略调整共存。我们观测到存在中央、省、市三个层面上的适应性治理的“有机组合”，从而刷新了对武汉的理解。从有机组合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繁荣并不像Brenner(2004)所认为的完全由国家战略产生;而是，各级政府之间，以及人力、资源、技术、空间优势和地方策略在内的发展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匹配过程。在城市发展中，政府是“行动者网络”的关键一环。一旦其他行动者(即个人、企业、组织、社区等)被调动或有机地更新，地方政府在适应性治理的要求下，就会响应本地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当国内与全球局势发生变化时，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城市治理，都能及时调整为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形成统一且务实的决策。在省与市的利益协调和国家与省的支持下，通过在实践中试错，武汉在多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这些由城市来引领的变革，调和了国家目标的抽象性与灵活且复杂的现实之间的差距。

　　具体来说，在促进增长型的城市治理中，武汉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充分利用城市的贸易区位优势，规避因地理条件导致的土地利用零散化。空间规划、产业升级、环境治理方面的重大变革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宜居环境建设，并同时系统性提高了生产的空间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普遍存在对交通投资、产业升级、环境保护等的需求，但并非所有城市都能实现快速增长。因为，伴随政治资源与经济机会融合过程中的行动并不自然的发生在各个层面。武汉的案例表明，有响应的跨层级垂直治理是适应性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它能够连续保障区域一体化的系统性战略，快速实现利益的再平衡，从而及时影响城市发展。

　　此外，有效的危机应对和社会支持也是发展的要素，这些要素建构了后疫情时代的武汉。2020年疫情冲击并没有终结武汉的复兴和转型，而是推动了社区和区域层面的改革。武汉在试错过程中能够迅速适应危机，并将好的做法制度化。在新冠大流行之后，武汉也在寻求机会重新定义其地缘经济重要性。在国家倡导的区域再平衡和区域一体化战略作用下，武汉过去16年的复兴给湖北留下了不平等发展的现状。疫后，“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域战略为复苏武汉发展和解决区域协调矛盾指出方向。由武汉来引领区域再平衡的规划契合了武汉再续复兴的诉求。对全球其他城市的启示在于：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空间城市治理可能是局部结构性复苏阶段的一种可选策略。

　　对于城市与区域治理的科研人员和实践者来说，未来是否会发生以下两种类型的再平衡值得关注：一是对投资、消费和创新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再平衡。武汉能否降低政府引资比重，更多地依靠老百姓的消费升级和企业来驱动的内生创新集群?二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再平衡。武汉如何将现代化、国际化的政绩目标与居民个人的福祉联系起来? 一个像武汉这样有着良好增长前景的城市，能否从GDP为中心的增长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转变?能否从制度上营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包容的、更可负担的、更文明与公正、有更多公众参与的、更透明和更安全的宜居环境?未来在对发展型城市要素组合的讨论中，可以进一步引入个体和社区的微观维度，讨论宏观和微观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些讨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城市在后疫情时代的恢复和再崛起。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22.103585